我的北京之行，让我重新认识了大陆

临行前夜，我妈妈将一万元整齐熨贴的人民币用塑料袋包好，仔细地塞进我内裤里的小口袋中。她在拉好我行李箱拉链的同时，低声叮嘱我：“阿诚，到那边要谨言慎行，水一定要喝矿泉水，千万别碰自来水。夜晚不要随便出门，钱要分开放，若遇到陌生人搭话，只需微笑离开，明白了吗？”我看到母亲脸上满是焦虑，内心也有些紧张。那时是2018年秋季，我27岁，在台北一家创意公司担任视觉设计师。这次去北京是因为公司承接了一项两岸青年文化展的项目，突然主管因阑尾炎需要手术，结果这个出差的任务落到我头上。在我印象中，“大陆”这两个字总是模糊的，并带有荒诞色彩。电视中的评论员不断谈论对岸吃不起茶叶蛋以及高管上厕所没有门的趣事，而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对大陆的嘲讽，称其落后和冷漠。带着这些偏见和满口袋的现金，我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当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第三航站楼时，舱门一开，干燥而透着微凉泥土气息的空气迎面而来，与我习惯的台北潮湿的空气截然不同。我推着行李箱，准备面对的是我预想中的破旧候机厅和杂乱的地面。然而，走过长长的走廊，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宽敞而宏伟的空间。阳光透过巨大的流线型穹顶洒下，金色的钢结构屋顶宛如翱翔的飞翼，地面干净得能映出我自己的倒影，拖着行李箱的旅客步履匆匆，安静而有序。我愣在传送带旁，甚至忘了第一时间掏出手机。

在机场的便利店里，我选了一瓶水和一包口香糖，走到收银台前，费力地从外套内侧掏出两张百元大钞，递给收银员。她是一位扎着马尾的年轻女孩，盯着我手中的红色钞票，眼中闪现出一丝诧异，随后露出歉意的微笑：“帅哥，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我刚开班，找不开一百的零钱。”我有些窘迫，声音不自觉地流露出浓重的台湾腔：“我没有这个，台币行吗？或者刷Visa卡？”女孩笑了出来，完全没有我预想中粗鲁或不耐烦的样子，她直接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没关系，我替你付吧，一共八块钱。看你刚从台湾来的，在北京现在连胡同里的煎饼大爷都用二维码支付，现金用得少了。”

走出航站楼，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朝阳区的酒店，司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剃着寸头，车窗开着一条缝，车内播放着相声。“师傅，去建国门外大街，谢谢。”我努力让普通话听起来更标准。师傅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是从台湾来的吧？你这口音一听就能听出来，柔软得像。”我心里紧绷的神经一瞬间绷紧，想起母亲的叮嘱，敷衍地回答：“来这边工作几天。”

“秋天的北京最美，温度适中。”司机并不在乎我的冷淡，熟练地在机场高速公路上游刃有余地行驶。我透过车窗看外面的景象，眼前并没有我想象中土路和自行车，而是宽敞的双向八车道，车流密集，远方的摩天大楼在夕阳下散发着冰冷金属的光泽。路旁的绿化带修剪整齐，挺拔的杨树在风中伫立。“师傅，这条路……一直都这么宽吗？”我忍不住问。